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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字”能否治天下？有沒有一個國家的國民只認“一個字”的文化？這是一句搞笑的戲言？還是一個另類的噱頭？否，這是本人的頓悟，中國就是“一個字”治天下，國人就是只信“一個字”的 文化。 

　　國人不信神、不信教、對哲學毫無興趣，對理論像玩遊戲一樣裝模作樣，包括所謂的理論權威們，明明是自欺欺人，卻能振振有詞，理直氣壯。誰都不信的“說教理論”，國人卻能年年教，年年學，年年考，甚至連幹部學法律，平時一眼都不看，帶著答案，你抄我、我抄你，走過場的考一次試，於是人人得滿分，皆大歡喜，算是學過法啦！我困惑于國人對文化、理論、法律可以如此的玩世不恭，國人還有沒有真文化？ 

　　國人的文化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這個困惑害我胡思亂想了數年，才悟出國人的文化就是只認“一個字”的文化，中國幾千年來，就是靠“一個字”來治天下的天機！再往深想，我不是困惑，而是惶惑了，一個“孝”字，可以延續統治幾千年的天下。一個“共”字，既可以波瀾壯闊、英勇悲壯的打出一個天下，又可以冒進蠻幹、餓殍遍野，禍害一個天下。一個“鬥”字，可以昏天黑地、血流成河的亂國整整十年的天下。一個“富”字，更可以歡天喜地、無法無天的折騰出一個人人都只想發財的瘋狂的天下！ 

　　現在國人還信什麼？實實在在的實話實說，誰能否認國人不是只信一個與“錢”字劃等號的“富”字？而且是個人富、團體富、地方富的利益永遠高於國家利益，除此之外，什麼都不信，什麼都敢幹，什麼都可以假戲真做、欺上瞞下、變通搞活、關係交易、惟利是圖，什麼都做得心安理得，從不自省、自責、自愧、自悔，這就是我歸納的當代國人“一個字”文化的全部內涵和精髓。中國最大的危機是什麼？是不是這“一個字”文化的危機呢？ 

　　中國文化和中西文化對比的學術研究千千萬萬，本人對此不學無術，所以也只能講大白話，愚以為中西文化的最為本質的區別就是，西方是認“死理”的文化，中國是講“活理”的文化，古有“中庸之道”，今有“活學活用”，可以說均是一脈相承的國人“活理”文化的精華。西方文化的理論講究論證、論據、邏輯推理，中國文化的理論講究意會、意境，是鹿是馬，完全靠頓悟，只要有實用價值，指鹿為馬也能成立。西方文化追究真理，最後自己解構了真理，絕望的宣佈真理死了。中國文化是無所謂真理的，理論從來都是一種少數人用來思想專制的工具，天經地義，不容置疑，為什麼有“沉默的大多數”，除了沒有話語權外，也是“無理的大多數”，對上不會講理，更不敢論理、爭理，這也是國人“一個字”文化得以生存和延續的深廣基礎，所以中國能有完全區別于西方文化的靠一個天經地義的“字”就能治天下的文化。 

　　當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一句口號，把一個“鬥”字的所謂“真理”推翻了，至於如今還要不要用實踐來對這個“富”字的真理進行檢驗，這句口號上頭沒人再提，恕我妄斷，也許是認為一個“富”字就是真理，真理已經找到了，實踐的標準就是真理的標準，還用什麼檢驗呢？下面的“沉默的無理的大多數”對此更不當回事，從吃夠一個“鬥”字的苦難中，嘗到一個“富”字的甜頭，“富”比“鬥”好，“富”字就是真理，先富起來的一群，從內心深處發出“富”字萬歲的歡呼，還沒富起來的大多數，困惑的眼巴巴的做著“富”字的白日夢，國人連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意識都還處於蒙昧和啟蒙中，何來追求真理的意識，只能繼續的做“沉默的無理的大多數”，沒有人站出來質疑這一個“富”字，國人“一個字”文化麻木不仁、順其自然的維持在愚昧的原生態中！ 

　　為何以一個“孝”字為核心，由忠、孝、仁、義四個字構建的“家文化”，就能主宰國人幾千年的意志，國人也當了幾千年的奴才，就因為一整套儒家理論構建的是以家為最基礎的單位，從家長權威到族長、縣長、州長的權威，金字塔式的一直上去，最高權威的皇帝就是中國最大的大家長，從“愚孝”到“愚忠”，處於統治地位的儒家理論，提煉出老百姓都能認同的一個“孝”字，就能以不變應萬變，延續封建統治幾千年。老百姓雖然只知其所，不知其所以然，但對父母的孝，是天經地義的，可以不問其所以然，絕對服從。這就是中國封建傳統文化“一字”治天下的天機，自古國人可以不信神，不信教，但不能不信這一個“孝”字，盡孝的延伸就是盡忠於各級父母官，直到盡忠于皇帝。這一個“孝”字，就能被上面曲解和下面誤解為一個“忠”，而構建成“一字”治天下的文化，連一字不識的村民野夫也能認同服從，用不著像西方文化那樣傳教佈道，興師動眾、費心費力的教化民眾，這是中國文化與世界所有文化都不同的最獨特之處。 

　　德里達說過一句名言：“誤解和曲解是最強大的理解”，國人“一個字”的文化，怎麼誤解和曲解都能讓國人理解遵行，這種“最強大的理解”所聚集的力量，在沒有像“儒家文化”理論的強大支撐和制約後，連中庸之道都做不到，無論做什麼，都像一匹脫韁的野馬走向極端。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從新文化運動開始，以魯迅的《狂人日記》為代表，用“吃人”二字，一語道破“孝”是封建衛道士的天機，傳統文化開始分崩離析。經過數十年的求索、啟蒙、革命、奮爭，在一個“共”字的感召下，千千萬萬革命烈士的鮮血迎來了新中國的成立。如果也要一語道破天機，實話實說， 老百姓對這個“共”字，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僅有知道“共產”可以，“共妻”還不行的覺悟，但如何去“共”，才能“共”得好，“共”得下去，“共”得長遠？包括革命領袖也是沒弄通的，因為連學習的榜樣“蘇聯老大哥”也沒弄通。新中國初建時期，國人就是有“主人公”的新感覺，仍然是盲從的上面叫幹啥就幹啥的老思維。舉國上下毫不懷疑，忠心耿耿的認同一個“共”字的理想和真理，國人熱愛新中國，建設新中國的團結奉獻精神，以“同志”相稱的平等、樸實、溫暖、純真的人際間的情感，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萬般的留念，更是萬端的感慨！在一個“共”字被誤解和曲解的最強大的理解下，盲從、蠻幹、瘋狂的舉國運動，回報的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帶來的深重災難。新中國的美好理想下，潛伏的“一個字”文化的危機由此而始。 

　　不說西方人很難理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國人自身又對文革起因的總根子有何深刻的反思呢？親身經歷了文革的我，也曾經百思難解，直到想通國人的文化原來是“一個字”的文化，也就一解，釋百解了：總根子就在國人“一 個字” 文 化，對一個“鬥”字的任意誤解和曲解，就能形成舉國自亂的“最強大的理解”的力量，自古國人是“民以食為天”， 國人“一個字”文化走極端的瘋狂，可以荒誕到“民以鬥為天”，“鬥”字壓倒一切，“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最高號令下，國人自己鬥自己，當時叫挑動群眾鬥群眾。但老百姓連誰該“鬥”、為何“鬥”都沒弄懂，卻能鬥得你死我活、勢不兩立，怎麼鬥得才夠狠，群策群力、花樣百出、登峰造極的發明創造，舉國上下的鬥來鬥去，整整鬥了十年，比八年抗戰還長，鬥的都是假想敵，最後都要統統平反。而且國人“一個字”的文化，也可以用“封、資、修”三個字，將一切文化，包括剛開始探索、構建的新中國文化，統統以群眾“大革命”的形式，簡單輕鬆、不加思考的掃蕩得一乾二淨。當國人對“鬥”字疑惑和迷茫時，也陷入了連“一個字”的文化也沒有的文化真空的窘境和無所適從的精神危機中。 

　　我曾困惑於為何對文化大革命這樣國難級的慘痛教訓的反思，能夠熱鬧一陣，就半途而廢，草草收場？想到國人是“一個字”的文化後，也想通了，國人的理論從來都是依附於政權，種種因素的忌諱和制約，是不可以追根究底的。一個“鬥”字被推翻後，要找另一個字，來替代“鬥”字感召國人，於是提出一個“富” 字，將代表一個“富”字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代表一個“鬥”字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由“鬥”字壓倒一切，轉為“富”字壓倒一起，完全是“一個字”文化的走極端的思維定勢，只要“一字”，不及其餘的“壓倒一切”，“其餘”就是有，也是陪襯，無足輕重。 

　　民富國強是民心所向，資本主義也不例外。而共產主義，其理論是要求必須經歷資本主義階段才能實踐探索，中國現階段打開國門，學習西方，大方向是對的，在歷史時間上中國與西方是同步的，但在邏輯時間上，中國的經濟基礎和文化觀念則與西方的資本主義相差至少一百多年。在如此巨大的反差下，文化更是基礎的基礎。不能只重經濟建設，而輕文化建設，特別是國人在文化真空、理論混亂和空白中產生的一個“富”字，被嚴重的誤解和曲解了，以極端、片面的“最強大的理解”，將“富”字，理解為就是經濟，就是發展，就是科技，老百姓則更簡單實惠，理解為“富”就是錢，就是發財，就是享受。西方的“富”是經濟和文化的富，是國家實力的富，包括經濟、科技、軍事的硬實力和文化、理論、教育的軟實力，軟實力是硬實力的基礎和支撐，被國人誤解和曲解的一個“富”字，走向瘋狂的極端是必然的，一切現實都在不斷的印證。 

　　中國現階段種種深層次危機的表像和徵兆，許許多多還在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焦慮思索的有識之士們都看到了，但能不能認同國人的文化就是“一個字”文化，我是心中沒底，惶惑萬分的，因為一個“ 共”字階段，一個“鬥”字階段，一個“富”字階段，三個階段有幾個完全相同的共性特徵：理論上都是缺失的、幼稚的、不成熟的、包括荒謬和誤導的。思維上都是主觀壓倒客觀，線性思維排斥散發、逆向思維的。行為上都是急功近利、追風趕潮、走極端的。情感上都是自以為是、好大喜功、瘋狂浮躁的。但三個階段相比，這一個“富”字的階段，又是最有成就的，不論問題、危機有多少，還是處在發展的勢頭上，國人對前兩個國難級的階段尚且不能徹底深刻的反思，能在最有成就感的現階段徹底深刻反思嗎？將國人的文化歸結為“一個字”文化，是一個顛覆性的挑戰，自認理論上是淺薄的，僅是一個不惟上、不信書，獨立思考出來的一個新視角的新觀點，在肯定中國的發展大方向是對的，順應世界潮流的，成就是舉世共睹的，國力是極大增強的，部分國人的生活水準是變化巨大的前提上，試對現階段“一個字”文化的危機做如下簡析，希望能與網上憂國憂民的同仁爭鳴、探討。 

　　一、“一個字”文化導致的理論危機 實事求是的說，現階段中國發展的理論是處在一種兩難和悖論的窘境中，理論界的人是最心知肚明的，雖然是言不由衷、詞不達意，誰也不願、不能、不敢捅破這層兩難的窗戶紙，理論都是圍繞一個“富”字，在做自欺欺人、自圓其說的文章。然而，凡是有點見識的老百姓都知道這是在玩“開左燈，向右轉”的文字遊戲，但老百姓就認同一個“富”字的實惠，理論就是成山成海，在國人的眼中也如一部高高在上的天書，可有可無。我頓悟國人是“一個字”文化，也是由此感發的。我也僅敢斗膽將話說到此，但是否已經越界犯禁，就聽天由命了。我能說的就是“一個字”文化的理論危機最顯然的例證：從“物質文明建設的一手硬，精神文明建設的一手軟”的現狀，導出一個“兩手都要硬”的理論，國人“一個字”文化，連理論上也是以一個形象的字，來比喻、概括、意會的，一個“硬”字和一個“軟”字，能說明什麼呢？國人的精神、信仰、凝聚力的失落，僅靠“硬”字 和“軟”字 就能說明清楚嗎？最多只能比喻一種態度上的重視程度和行動上的使用力度，具體到怎麼才算硬，怎麼才算軟，經濟有硬指標，精神就無從去硬指標了，“兩手都要硬”的理論是不成立的，只能算是“一個字”文化玩的一種意會、猜謎的文字遊戲。 

　　進一步說，構成一個文明的物質與精神是不能割裂成兩塊的，兩者也不能成為對等關係，不是精神主宰物質，就是物質主宰精神，專制主義的封建經濟或計劃經濟是精神主宰物質，功利主義的市場經濟就是物質主宰精神， 所以才有人的“物化”。經歷了文革災難的國人，不僅處在經濟瀕臨崩潰的危機中，更陷於失去信仰的文化真空的危機中，是一種精神上的“一窮二白”的貧窮，當打開國門，眼界大開時，就毫無分辨能力的迷失眩暈于西方的富境文明中，吸收西方文明的糟粕和糜費，盲目效仿起來，就比西方的糟粕和糜費，還要糟粕、糜費。國人精神和文化危機的總根子是在這裏，沒有精神和文化價值觀的國人，被市場經濟“物化”起來，錢迷心竅的瘋狂是不可遏制的，這種瘋狂至今仍在更加瘋狂的延續。是正視深層次危機的理論引導，還是回避要害、自欺欺人的理論說教，是能否拯救“一個字”文化導致理論危機的關鍵。 

　　現在中央提出可持續的和諧發展觀，最不和諧的就是國人的精神狀態，構建理論就不能再從被誤解和曲解的一個“富”字出發，而要居安思危，全面、客觀、深層次的構建“大國危機觀”的全民意識，“共同富裕”有感召力，“共擔危機”應該更有感召力，就像國歌唱的一樣，危難時刻更見英雄本色，更能凝聚民族精神。不談主義，立足國情，直面現實，最大的國情就是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外國人最害怕的就是這“四分之一”的威脅，但這“四分之一”更是對每一個國人自身的威脅，任何問題、難點、危機與這“四分之一”相乘，都是一個超級沉重的包袱和威脅，簡直是一座活火山，隨時都可能噴發。任何財富、成就、優勢與這“四分之一”相除，都是微不足道的起點和鞭策。靠外向型經濟來養活中國，對世界是掠奪性的威脅，對中國是內耗性的威脅，中國只能靠自己養活自己。現在這種雙重威脅的反彈效應已經開始突顯，中國正面臨經濟轉型的十字路口，要應對重重危機的挑戰，只有共擔危機，才能共同富裕，這就是世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有的“四分之一”的“大國危機觀”，也是唯一能讓國人形成精神支柱的有文化凝聚力價值的認同點。問題的關鍵是，“對牛彈琴”的說教式的理論模式是否應該深刻反思？能否認同和正視這“一個字”文化，及其導致的精神和信念危機？才談得上“大國危機觀”的樹建。 

　　二、“一個字”文化導致的思維危機 為什麼要說思維危機，因為國人的“一個字”文化，是一種全民性的獨立思考缺位的單向度思維的文化，統一思想也是幾千年中國傳統文化代代承傳的命脈。都說中國的國民是最聽話、最好統治的國民，就因為國人的“一個字”文化，可以做到全民一個腦袋，只裝一個想法，也只有不論是誤解，還是曲解，只認“一個字”就認為是理解的極簡化思維的國民才做得到。否則很難解釋為一個“共”字，一個“鬥”字，一個“富”字，一聲最高號令，就能舉國瘋狂的動因。教訓是一個接一個的，但思維的定勢沒變，於是重複性質的錯誤又是一個接一個，這種思維性的危機，即使是大彎路、大災難也從來都沒有為國人從思維形式上是否有問題這個角度深刻反思過。在總算走上正道的現階段，這種思維危機更是為一時的成就所遮蔽，因這種思維危機所造成的代價，無論有多巨大損失和典型的反思價值，國人都可以用“交學費”作為托詞輕鬆的打發，正是這種對思維危機的無意識、不覺悟潛伏著更大的思維危機。 

　　必須承認改革都要探索，都要付出代價，如果國人連“富”字都沒弄懂，什麼是“姓社”，什麼是“姓資”，還是一鍋漿糊，爭論也是瞎爭，還不如實幹，領袖“不爭論”的話，突破了向西方先進文化學習的思想僵化的牢籠，“殺開一條血路”才有 路可走，雖是一條充滿風險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之路，缺乏理論支撐，到可以在實踐和教訓中，及時的反思、總結、提升到理論上去糾偏、糾錯，避免再犯。問題是國人的“一個字”文化的單向度和極簡化的思維模式，可以說對任何問題的理解都是被誤解和曲解的，從宏觀層面而言，對於學習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管理和經濟模式，任何改革思維的基點，一切都應從國情出發，全盤照搬西方模式就是一種“大躍進”式的冒進蠻幹的思維定勢。如果不諱言，背負著沉重歷史包袱，改革中仍在擔當國家經濟棟樑的國企，就是被這種思維定勢的盲目決策，將搞活變成搞亂，解困變成解構，一次接一次的折騰完蛋的。這方面的問題和教訓數不勝數，其他因素不說，即使也提出過科學民主決策的口號，在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的長官意志下，“一個字”文化的思維模式從來都是主觀壓倒客觀，線性思維排斥散發、逆向思維的，俗稱“拍腦袋決策”，均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加上一些經濟專家、學者的趨炎附勢，更強化了這種思維定勢，將思維性危機推向一個極端。 

　　從微觀層面而言，解放思想成了無原則的放開搞活，“活”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可以為地方利益，一心一意鑽國家政策的空子，還美其名為“用好、用活、用足”，並作為經驗全國推廣。國人的“一個字”文化，在對一個“活”字的誤解和曲解上，一切為我所用的創造性思維又可以走向另一個實用主義的極端，國家的錢，不花白不花，國家的空子，不鑽白不鑽，國家的利益被無限度的蠶食，國家的宏觀政策調控資源被無限度的耗費，表現出這種思維模式強大的干擾力和離散力。加上“一個字”文化的思維的本質是不論是非的功利主義，而且是攀比性的單向度思維，無論興什麼潮，刮什麼風，都能形成全國性的大海潮和強颱風，這一切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和慘重損失，均被好大喜功的成就宣傳所遮蔽了，從來就未列入過公開統計範疇，實際上也就默認了這種“法不犯眾”的危害性極大的思維定勢，並使這種思維性危機成為難以根治的頑症。 

　　再說，以廉價的勞力、貧乏的資源和脆弱的環境來充當世界加工場，靠拼血汗、資源、環境換取施捨性的百分之十的工繳費，只能是起步階段的權宜之計，是一種短期行為，是不可持續長遠的，更不是立國的國策，卻能成為二十年不變的粗放型、低層次的開放模式的思維定勢，連低微的農民工的工錢也二十年不變，現在已是第二代的農民工不願再拼這貶值的血汗錢，而出現民工荒。相比日本當年是靠設計立國、品牌立國，其背後是日本人高層次思維的精明強悍的現代設計理念，當然其中也不排除日本人是偷技術的高手。國人對此不僅不去深刻反思，甚至有一種論調說中國在世界的生產鏈中就只能處在這一最低層次的位置上，能保住這個位置，就是成功，就是希望。對此不禁要試問：中國能靠打工立國、靠微利立國嗎？專制、極端、胡作非為、低層次這幾大特徵，構成了國人“一個字”文化導致的最深層次的後患不堪設想的思維危機。 

　　三、“一個字”文化導致的行為危機 行為危機是一種誠信危機，國人的“一個字”文化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奴才文化，永遠是站在個人的利害角度來理解問題的，就說對一個“富”字的理解，得民心、順民意的說法是成立的，但只在得老百姓的私心和意願這一低層次上，國家的公心、民眾的意願在老百姓的心中是缺位的，因為國人的等級觀念是根深蒂固的，遵循自古以來主子想的，就不該奴才去想的潛規則，所以也不屑于對“富”字做更高深的理解。而奴才式的生存，要想出人頭地就要投機鑽營、弄虛作假的耍小聰明，這是既能降低成本，又能得到實惠的捷徑，並代代相傳成為中國式的個人主義的思維和行為定勢。這類行為是否有違國家公心和民眾意願，大多數也是沒有自省覺悟的，特別是在國人精神和文化的價值觀均失落的現階段，“一個字”文化導致的行為危機最主要的體現，就是造假和欺騙行為的氾濫成災。 

　　雖說世界各國都有造假和欺騙行為，但絕對沒有中國這樣舉國上下、轟轟烈烈、肆無忌憚的堪稱“造假欺騙運動”的宏大、持久的氣勢和規模，從民間最低層次的假冒偽劣到學術科教最高層次的假冒偽劣，從有形的商品到無形的數字，從假學士、假碩士、假博士到假院士，凡是能夠變現為有名利價值的一切東西，品種繁多，門類齊全，都有假冒偽劣，而且就是打假，打假的也可以以假打假。這種觸目驚心的造假欺騙，能不算是災難深重的行為危機、誠信危機嗎？我想任何理論都是無法解釋清楚這一舉世無雙、空前絕後的“假騙現象”的，只有國人的“一個字”文化才能說透。 

　　說到這一個“假”字，又要從一個“共”字，一個“鬥”字，到一個“富”字聯繫起來說，這個“假”字的傳統是從一個“共”字階段就登峰造極了，當年就掀起了一個俗稱“放衛星”的全民浮誇的造假運動，某地放了“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大衛星也餓死了十幾萬人，對這一個“假”字，當年就被誤解和曲解為是否對領袖忠誠的高度，以數位造假，假數位越大越忠誠，這就是“誤解和曲解是最強大的理解”的偉力。假數字在一個“鬥”字階段（包括文革前的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運動），又以死任務、硬指標的形式來生造“假想敵”，當然也被誤解和曲解為階級鬥爭覺悟是否高的衡量標準，全國數十萬右派及各個階段的階級敵人、牛鬼蛇神都是這樣假想出來的。延續到一個“富”字的現階段，當“富”字被簡單化為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數字，並被作為各級地方政績大小的尺規時，“假數字”又煥發了新的青春活力，從此假數字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以死任務和硬指標、一級壓一級來創造“假想富”的奇跡。 

　　正是這種“一個字”文化的思維，對“假”字不僅恨不起來，還是感情深厚的，對一個“假”字的誤解和曲解可以只從政治或功利需要出發，就可以無利弊權衡、無是非真假、無誠信可言的成為一種冠冕堂皇、心安理得的行為，更可以成為心照不宣、人人效法的官場行為，假數字究竟派生了多少腐敗、糜費和災難？造就了多少官員平步青雲的面子和政績工程？新帳老帳一起算，就是國家審計署也是審計不清楚的。既然為了個人的功名和官位可以無視國家統計法，無所禁忌的對關係國計民生的統計數字造假，還有什麼不能造假或不敢造假的呢？還有什麼不敢做、不敢違法的呢？相比之下，索賄受賄又算個什麼鳥玩意呢？由此可見，中國腐敗的總根子，僅僅是個體制問題嗎？難道不是一個深層次的文化問題嗎？ 

　　因為國人的行為危機有一個極為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在一個“共”字和一個“鬥”字時代，國人基本上是沒有個人行為的，都是在將“共”字和“鬥”字曲解、誤解為國家前途命運下的集體行為，都要一心為公，狠鬥私心“一閃念”，個人主義被歪解、強解為萬惡之源，走向一種集體行為的瘋狂極端，集體行為的危機造成了兩次大國難（死亡的總人數是最高國家機密），摧毀了國人的集體主義信仰，也解構了國人的國家和大局的觀念。個人行為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打著一個“富”字的旗號，衝破重重的思想禁錮，直到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之後，才成為合法行為的，加上非常規的個人行為導致暴富，起到“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負示範效應，至此，國家、大局的利益和觀念，包括國格的尊嚴 ，在國人心中都已無足輕重，無論有文化或沒文化，低層次或高層次的國人在這點上大多數的覺悟水準相當。國人的個人主義是爆發性的，個人行為久旱逢甘露的解放，一開始就是一種不顧一切的瘋狂浮躁的極端行為，就完全顯露了造假、欺騙、腐敗的行為和誠信危機。 
以這種極端化的個人行為，搞以法治和誠信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只能是高成本、高風險的運作，在一個遠未成型的市場環境，只能是無處沒有陷阱。加上國人是以最不講誠信的“窩裏鬥”的行為與國際市場接軌，從來都做不到一致對外，“窩裏鬥”把理應是可以賺到的利潤，大把、大把的拱手送給老外，自己爭來一點殘羹剩飯，苦苦經營。中國的絕大部分成就都是用這種行為和誠信危機的高成本、高代價換來的，如果能省去這難以估量的高成本，高代價，中國的成就不知比現在要大多少倍！如果仍舊以“一個字”的文化去談法治經濟的健全，實在是一個天方夜譚的笑話和奢望！中國已成為世貿成員國，要上一個高層次的國際規範的臺階，去面對全球化經濟的嚴峻、巨大的挑戰，以這種低層次的行為和誠信危機去應對，是危機的化解？還是危機的加深呢？ 

　　四、“一個字”文化導致的情感危機 情感問題分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宏觀層面是一國國民的整體情感，微觀層面是國民個體人際間的情感。現僅說宏觀層面和諧的國民情感，首先要有人人平等的互尊意識和同情心，這是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最基本的理念，在人格上不分高低貴賤，平民與總統也是平等的。不能不羞愧的承認，國人的“一個字”文化連這最基本的人人平等也是零意識，“革命同志”時代曾經有過“人人平等”的現象，但並沒有人人平等的意識，在人人自危、苟且偷生的“鬥”字時代，這種現象也被鬥掉了。 

　　國人認同一個“富”字後，同志稱謂已經近乎絕跡，“同志”已被另外的含義取代。國人共識“錢和權”代表“富”字，將“富”字視同為一個人的地位和面子，有錢、有權，才有地位、有面子，於是“老闆”取代當年的同志，成為最普及、稱呼頻率最高的稱謂。有拍板權的一把手官員，從地方到中央都被稱作老闆，民間則將“老闆”泛化為一種奉承的尊稱，是不是無所謂，反正有高人一等的感覺，聽著順耳。“富”字異化為人際等級的鴻溝，有錢有權的人成為人上人，無錢無權的人只能做人下人，並潛移默化、理所應當的形成國人自覺的新等級意識和觀念。日益突顯的貧富兩極分化，積聚起下層民眾仇富恨官的怨憤情緒，針對富豪的搶劫、綁架等惡性案件呈頻發上升趨向。“一個字”文化導致的宏觀層面的情感危機日益深重。 

　　然而，更大的危機是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問題，問題的核心是農民的情感危機！農民是中國的主體國民，卻處於最低下的地位，農民是對中國奉獻最大的功臣，卻是最被歧視和漠視的“賤民”。打江山，農民是拋頭顱、灑熱血的主力軍，搞建設，農民是支援城市工業的政策犧牲者和無償奉獻者，搞開放，農民又是以最廉價的血汗勞力，撐起都市高樓大廈的繁榮昌盛和密集型加工業的高速發展，誰敢說國家的成就沒有農民的一半？但農民的大多數仍在經濟貧窮落後和文化愚昧荒蠻的危機中掙扎，是中國最大一群的弱勢群體，是最沉默、最無助的大多數，連道理都不會講，而且仍是被劃在“農業人口”的另一類國民內，享受不平等的國民待遇。任何“非農”的國人，如果還有良知和同情心的話，站在農民的地位換位思考一下，該是何種心態？ 

　　我惶惑於這種天壤之別的等級鴻溝的情感危機，竟能在中國相安無事的持久維持，要說也只能以國人“一個字”文化來解疑釋惑，就從“非農”一詞說起，外國人是很難理解這個“非農業人口”的簡縮詞的，但國人約定俗成的將“非農”理解為是一等國民，還是二等國民的“法定”劃分，一等國民是進天堂，二等國民是下苦海。實實在在的說，國人壓根兒就沒有人人平等的觀念，對這一個“人”字的理解，潛意識裏，仍是一個“孝”字“家文化”的傳統奴才觀念，人是尊卑有序，分三六九等的。國人最較真的就是一個“臉”字，面子代表個人的等級和地位，是國人的精神支柱，有出息才是有面子，能在某方面有高人一等的優越感，沒面子就要背負著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壓抑一生，自責和被人視為沒出息。而且是文化層次越高的越講面子，越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不擇手段、爭名奪利的“窩裏鬥”就越鬥得凶。不否認國人在技術業務上的素質能力，但如果培養的高層次人才，在做人的人格、人品和胸懷上是低素質的，連人人平等的意識都沒有，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從何指望？ 

　　由於國人的“一個字”文化是一種“大多數認命”的文化，處在最底層的農民、工人是安分守己的順民，也是散民，自古以來就是處於一盤散沙的聽天由命的生存狀態中，唯一在國難當頭的抗日戰爭中團結起來了，卻又在一個“共”字和一個“鬥”字中，消解和還原為一盤散沙。可悲的是高層次的國人是等級欲望強烈的一個極端，低層次的國人又是等級欲望淡漠的另一個極端，對不公平國民待遇有著驚人的耐受力，“人人平等”對他們是想都不敢想的夢境！正是這些“認命的大多數”是維持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尖銳的矛盾，沒有導致情感危機總爆發的安定因素，但也正是這些“認命的大多數”客觀上掩蓋著“一個字”文化的深層次危機，連最基礎的村級民選試點，也縱容村霸一手遮天，成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最大的障礙，是最難於啟蒙的“大多數”。 

　　“共同富裕”是擎起一個“富”字的旗幟，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本意，大概是先富帶後富，再共同富。問題是沒有理論和策略設計的意願，只能是一種空想，“先富”帶著極大的投機性是實實在在的先做到了，然而後富的實實在在的路子在哪？理論、策略、機制、部署都是空缺的，這是“一個字”文化導致的理論、思維、行為、情感四大危機的總危機，這也不是由誰來承擔責任的問題，誰也承擔不了這個責任，總責任就在國人“一個字”的文化。 

　　國人首先是把“初級階段論”的一個“初”字誤解和曲解了，極簡化和單向度的思維讓國人把“初”字當作一個垃圾箱，無論什麼問題都往裏面扔，於是“初”字又成為一切推諉責任的擋箭牌。接著又把“中國特色論”的一個“特”字誤解和曲解了，這個“特”字也成為一種蒙蒙朧朧、誰也說不清楚，誰也不去較真的泡沫概念。國人盲目學習西方，官方和民間都提了許多諸如科教興國、法治立國、民主救國等國策，當然也包括“新儒學文化救國論”的學術鬧劇，現在又推出了強國的“人才戰略”，林林總總，振振有詞，但“一個字”文化導致的思維盲點卻無處不在，我的觀點是—— 中國是以農民為主體的人口大國，農民沒有真正站起來，不能說中國站起來，農民沒有真正富起來，不能說中國富起來，農民沒有真正強起來，不能說中國強起來。農民不能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就不能說中國實現現代化。這就是我個人的中國“初級階段論”和“中國特色論”。 

　　中國只有徹底反思、批判、直面、摒棄“一個字”文化，樹建凝聚民心、振奮精神、共擔風險的“大國危機觀”，普及人文精神最基本的“人人平等”的全民意識，才能拯救理論危機、思維危機、行為危機、情感危機，這就是中國文化的主旋律——化解文化危機，中國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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