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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有一些古話，甚贊讀書的好處，"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說讀書最好了，其好處是有用，讀書能夠掙錢，還可以娶到漂亮的太太。古裝劇也有才子、佳人戲，"落難公子中狀元，富家小姐後花園"的故事，說的也就是窮人讀書升官娶有錢人家的漂亮小姐的事情。這似乎已經成了中國古老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重視讀書、重視教育。當然，實踐中，也免不了有諷刺讀書人的話，比如"百無一用是書生"就是典型。讀書為什麼好呢？因為能夠賺錢，讀書為什麼不好呢？因為沒有用。對於落第書生來說，失魂落魄就是他們的寫照，不僅沒有黃金屋和顏如玉，更沒有了非書生粗人利用力氣謀生的手段，所以百無一用。

　　讀書是上品，也是下品，或者說不是上品，就是下品，這是中國古代專制政治和科舉制度下產生的特定的政治文化。它不要求人們所讀的書是有用的，只要求讀書人付出代價，一旦成功，自然就有了功名利祿；而一旦失敗，自然百無一用。在現代社會裏，教育越來越重要，但是人們也越來越重視所讀的書的內容，它不僅要求讀書人讀書，而且還要求讀書人閱讀特定的書。讀書的功能，不再局限於社會等級的劃分，而成為知識傳播的工具。許多人讀書成功了，獲得了各種各樣的官方認可的學位（功名），但並不因此而必然能夠獲得相應的利祿。許多人讀書失敗了，沒有獲得各種各樣的官方認可的學位，但是他們通過自己學得的有用的知識，也許也能夠獲得相應的利祿。這就是現代社會，人們重視的是讀什麼樣的書，學到了什麼樣的知識，而不僅僅重視到底讀了多少書。

　　讀書在中國歷來有很高的地位，但是建國以來，尤其是文革期間，讀書卻被一貶再貶，變成了三教九流中的臭老九，變成了極下品，以讀書為業的知識份子，還紛紛爭當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以擺脫臭老九身份，爭取躋身于領導階級行列。改革開放以來，風氣忽然發生變化，讀書重新恢復了原有的極上品地位，有機會上大學的人，成了天之驕子；有一些新知的人，也成了讀書界的寵兒，成了"大腕"。筆者也有幸成為天之驕子之一員，還真著實得意了一番。在八十年代期間，還真隨著讀書的潮流，閱讀了大量被人稱之為思潮的著作。如存在主義的著作，精神分析的著作，就閱讀了很多。當時像筆者這樣的人真是太多了，因為八十年代，在中國大陸出現了一陣又一陣的讀書潮。或許是書太少的原因吧，發現無論什麼專業，不管是理科，還是文科，人們在一段時間內所閱讀的著作都差不多。許多深奧的哲學著作，像流行小說一樣暢銷。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書、各種各樣的雜誌，也都出現在這些大潮的頂端，分享著人們的尊敬，甚至崇拜。在其中，《讀書》雜誌，則以思想開放、介紹新知而聞名。在《讀書》中經常發表文章的人，也成了舉國聞名、舉足輕重的人物。雜誌與作者相互爭輝。雜誌創造名家，名家成就雜誌。

　　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隨著讀書人因物眾而不貴，失去了天之驕子的光輝，隨著人們對實用知識的渴求逐漸替代對於思想的崇拜，思想大潮逐漸回落，處於大潮頂端的著作、雜誌和思想家所分享的崇拜不再，尊敬見減，有人稱之為人文精神的失落。隨著各個專業雜誌的發展，各個學科自身發展開始凸現，每一個學科開始有自己的文獻、自己的方法特徵、問題領域，甚至開始出現某個實地研究的地區。每一個學科內部，也開始越來越專業化，學生們寫論文，也越來越向具體問題著手，其要求也越來越有規範：要有大量的文獻回顧、要有具體的研究問題、研究資料、研究方法選擇，以後可能還需要有自己的研究地區。90年代也出現了許多思潮，還出現了一些熱潮，比如制度分析的潮流，近代思想史熱，政府與市場之爭，還有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但這些思潮有很大的學術味道。制度分析本身不是思潮，而是一種方法，它要求不僅要有理論功底，要求閱讀大量的理論文獻，需要學習博弈論這樣枯燥乏味的方法，要求對實際問題進行案例分析，在很多情況下還要求學者就具體的問題和具體的研究地點進行分析。近代思潮所流行的主要也是與學術研究相關的，90年代中國學術的發展，不僅需要引進西方學術，而且還需要尋找近現代中國學術發展的資源。90年代初期的政府與市場之爭，完全是學術意義上的爭論。90年代末期自由主義思潮興起，它與新左派之間的爭論固然是兩種思潮之間的爭論，但瞭解這一爭論的人實際上很少，即使信奉自由主義的許多學者，也未必瞭解這一爭論，因為對於許多學者來說，自由主義不僅僅是思想領域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自由主義制度的研究、設計和實踐，尤其是中國公共治道的變革問題。在這一進程中，《讀書》作為一個雜誌，也經受了90年代讀書由思想向學術轉變的影響，《讀書》作為一個思想性但非學術性的雜誌，在整個讀書界由思想向學術轉變的背景下，其所分享的思想崇拜或者學術尊敬，自然也會有所減少。在90年代末，自由主義撰稿人疏遠《讀書》，《讀書》的編輯們熱心新左派和後現代思想，文藝批評的文章比重越來越大，其所包含的術語等也越來越難以令人理解，離社會現實問題也越來越遠，或許恰恰是這些因素，使得《讀書》失去了一部分讀者，訂量有所減少。隨著中國學術專業化的繼續發展，讀書人越來越重視知識，而把思想看作只是知識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再是知識之王。研究者也越來越重視實際問題的深入研究，並且其方法、價值、理論以及所關心的問題越來越專業化或者具體化，那麼《讀書》作為非專業雜誌，其訂量肯定會高於專業雜誌，但逐漸失去一部分讀者，則也是正常的。

　　在80年代的中國，人們可能會非常輕易地說出什麼書是好書，什麼人是學術界或者思想界的名人。在90年代的中國，人們雖然還可以說出一些，但已經有一定的難度了。在21世紀裏，人們可能只知道自己所讀過的書的作者，而不再有大家都知道的學術明星，明星將只局限於某個方法、某個學科、或者某個問題領域裏。而如果要問，現在有什麼好書，有什麼一等一的名人，人們反而會覺得這樣提問是如何奇怪了。這就是今天的美國。根據筆者在美國生活的經驗，如果說某個人在美國學術思想界是大腕，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國的學術太發達了，思想也太多元化了，以致於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坐在教室裏聽學生的發言，也未必稀奇。在一個普通的Party裏，忽然發現與你交談的人是一個科學院的院士或者久仰而未曾謀面的大學者，但他看上去一點也不特別，這也是正常的。中國許多學者和學生都有這樣的經歷，在國內，某個學者，比如亨廷頓，幾乎所有讀書人都知道，但是一到了美國，幾乎沒有人知道有這麼一個人，除非在比較政治學研究領域裏。筆者最近參加一個研討班，每一個參與者都有一次發言的機會，大家都在探討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領域，以及實地研究的地點。有些學者說，他的研究地點在中美洲，其他地方的事情不知道；有些學者說，他的研究地點在非洲，其他地區的事情也不知道。有人問我，我在中國研究地點是什麼地方？這個問題實在難以回答，因為我雖然有不少實地研究的經驗，但與他們相比，實在只是走馬觀花而已。這就是今天的美國，自然而會是未來的中國。在90年代末的中國，人們還可以編一本《政治中國》的書，還可以編一本《思想中國》、《學術中國》、《道德中國》，在將來，人們會認為這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因為中國實在太大，一本書，幾篇論文，何以能夠概括一個中國呢？

　　這就是中國思想學術發展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而《讀書》就是在這一過程中發展起來，步入現在，並繼續向前走的。在這一進程中，《讀書》能夠創造自己的特色，並保持自己的特色，是不容易的。它沒有把自己變成什麼陣地，也不是什麼思想的專欄，它與學術無關，但也做一些介紹學術思想的事情，它的讀者對象主要是關心新思想的讀者。它在過去艱難的歲月裏走出來，闖下自己的牌子；在將來，它也將面臨殘酷的競爭，繼續闖出自己的路子，謀求自己的生存和發展。而沒有變化的，就是為讀書人辦雜誌，即使由於讀者群的分化而失去讀者，但為讀書人的宗旨是不會變化的。在這一進程中，人們對其進行讚揚，也進行善意的批評，這都是有利於讀書的發展的。但是，如果對其進行攻擊和中傷，或者用新詞來說，進行"酷評"，就未免有些苛刻了。《讀書》過去是上品，現在卻變成了下品，這樣苛待《讀書》的態度似乎沒有擺脫傳統文化中苛待讀書兩極分化態度的陰影。而歷史已經表明，這種非此即彼的不寬容態度，是不利於學術和思想發展和繁榮的。
　　在過去，人們認為讀書是只對自己有好處的事情。但是在現在，人們已經認識到，讀書是具有積極外部效應的消費和生產行為。從知識發展的角度來說，任何開發和傳播知識的努力，都是需要代價的，至於其產出，只要不強加於人（寬容），哪怕是完全錯誤的知識，也有利於人類知識的進步，從而有利於人類文明的發展。作為讀書人來說，任何有關讀書的行為，在一定意義上都是公益性的物品，而其代價在相當程度上需要讀書人自己來承擔；作為《讀書》雜誌的人來說，他們肯定在進行不懈的努力，在新的時代，新的挑戰面前，努力走自己的路子，而不會有意自毀牆角。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有更加寬容的態度，來寬容讀書人，來寬容為讀書人辦雜誌的《讀書》人。即使批評和鞭策，出於善意，也要少一些損人不利己的酷評，作為友好的建議，而不是刻意毀其榮譽，似乎唯恐其不滅亡。因為《讀書》並沒有害人，少了《讀書》，畢竟不是一件好事。

　　因此，我的看法是，我們沒有必要把讀書捧得那麼高，也沒有必要把讀書貶得那麼徹底，對於讀書人還是為讀書人而辦的《讀書》，也應該如此。我們需要善待讀書，善待讀書人，也善待《讀書》，不管讀書、讀書人或者《讀書》在某些人看來，多麼讓人看不慣，不順眼，但只要他們在努力提供公益物品，並且不害人，就需要善待，需要寬容，有時還甚至需要鼓勵。只有這樣，中國才會有更多的人讀書，更多的讀書人，也有更多的像《讀書》那樣的雜誌，中國學術和思想的發展才有一個比較寬鬆、平和、積極發展的環境，才能面臨日益激烈的經濟因素的競爭，才能得到多樣化的發展，才能真正實現知識的繁榮和發展。可以這樣說，當中國有更多的像《讀書》那樣的雜誌的時候，有更多的專業化有自己標準的刊物的時候，中國的學術和思想才真正繁榮了。而這一切，都需要人們善待讀書、善待讀書人，也善待《讀書》。

　　在中國，有一些古話，甚贊讀書的好處，“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說讀書最好了，其好處是有用，讀書能夠掙錢，還可以娶到漂亮的太太。古裝劇也有才子、佳人戲，“落難公子中狀元，富家小姐後花園”的故事，說的也就是窮人讀書升官娶有錢人家的漂亮小姐的事情。這似乎已經成了中國古老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重視讀書、重視教育。當然，實踐中，也免不了有諷刺讀書人的話，比如“百無一用是書生”就是典型。讀書為什麼好呢？因為能夠賺錢，讀書為什麼不好呢？因為沒有用。對於落第書生來說，失魂落魄就是他們的寫照，不僅沒有黃金屋和顏如玉，更沒有了非書生粗人利用力氣謀生的手段，所以百無一用。

　　讀書是上品，也是下品，或者說不是上品，就是下品，這是中國古代專制政治和科舉制度下產生的特定的政治文化。它不要求人們所讀的書是有用的，只要求讀書人付出代價，一旦成功，自然就有了功名利祿；而一旦失敗，自然百無一用。在現代社會裏，教育越來越重要，但是人們也越來越重視所讀的書的內容，它不僅要求讀書人讀書，而且還要求讀書人閱讀特定的書。讀書的功能，不再局限於社會等級的劃分，而成為知識傳播的工具。許多人讀書成功了，獲得了各種各樣的官方認可的學位（功名），但並不因此而必然能夠獲得相應的利祿。許多人讀書失敗了，沒有獲得各種各樣的官方認可的學位，但是他們通過自己學得的有用的知識，也許也能夠獲得相應的利祿。這就是現代社會，人們重視的是讀什麼樣的書，學到了什麼樣的知識，而不僅僅重視到底讀了多少書。

　　讀書在中國歷來有很高的地位，但是建國以來，尤其是文革期間，讀書卻被一貶再貶，變成了三教九流中的臭老九，變成了極下品，以讀書為業的知識份子，還紛紛爭當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以擺脫臭老九身份，爭取躋身于領導階級行列。改革開放以來，風氣忽然發生變化，讀書重新恢復了原有的極上品地位，有機會上大學的人，成了天之驕子；有一些新知的人，也成了讀書界的寵兒，成了“大腕”。筆者也有幸成為天之驕子之一員，還真著實得意了一番。在八十年代期間，還真隨著讀書的潮流，閱讀了大量被人稱之為思潮的著作。如存在主義的著作，精神分析的著作，就閱讀了很多。當時像筆者這樣的人真是太多了，因為八十年代，在中國大陸出現了一陣又一陣的讀書潮。或許是書太少的原因吧，發現無論什麼專業，不管是理科，還是文科，人們在一段時間內所閱讀的著作都差不多。許多深奧的哲學著作，像流行小說一樣暢銷。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書、各種各樣的雜誌，也都出現在這些大潮的頂端，分享著人們的尊敬，甚至崇拜。在其中，《讀書》雜誌，則以思想開放、介紹新知而聞名。在《讀書》中經常發表文章的人，也成了舉國聞名、舉足輕重的人物。雜誌與作者相互爭輝。雜誌創造名家，名家成就雜誌。

　　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隨著讀書人因物眾而不貴，失去了天之驕子的光輝，隨著人們對實用知識的渴求逐漸替代對於思想的崇拜，思想大潮逐漸回落，處於大潮頂端的著作、雜誌和思想家所分享的崇拜不再，尊敬見減，有人稱之為人文精神的失落。隨著各個專業雜誌的發展，各個學科自身發展開始凸現，每一個學科開始有自己的文獻、自己的方法特徵、問題領域，甚至開始出現某個實地研究的地區。每一個學科內部，也開始越來越專業化，學生們寫論文，也越來越向具體問題著手，其要求也越來越有規範：要有大量的文獻回顧、要有具體的研究問題、研究資料、研究方法選擇，以後可能還需要有自己的研究地區。90年代也出現了許多思潮，還出現了一些熱潮，比如制度分析的潮流，近代思想史熱，政府與市場之爭，還有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但這些思潮有很大的學術味道。制度分析本身不是思潮，而是一種方法，它要求不僅要有理論功底，要求閱讀大量的理論文獻，需要學習博弈論這樣枯燥乏味的方法，要求對實際問題進行案例分析，在很多情況下還要求學者就具體的問題和具體的研究地點進行分析。近代思潮所流行的主要也是與學術研究相關的，90年代中國學術的發展，不僅需要引進西方學術，而且還需要尋找近現代中國學術發展的資源。90年代初期的政府與市場之爭，完全是學術意義上的爭論。90年代末期自由主義思潮興起，它與新左派之間的爭論固然是兩種思潮之間的爭論，但瞭解這一爭論的人實際上很少，即使信奉自由主義的許多學者，也未必瞭解這一爭論，因為對於許多學者來說，自由主義不僅僅是思想領域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自由主義制度的研究、設計和實踐，尤其是中國公共治道的變革問題。在這一進程中，《讀書》作為一個雜誌，也經受了90年代讀書由思想向學術轉變的影響，《讀書》作為一個思想性但非學術性的雜誌，在整個讀書界由思想向學術轉變的背景下，其所分享的思想崇拜或者學術尊敬，自然也會有所減少。在90年代末，自由主義撰稿人疏遠《讀書》，《讀書》的編輯們熱心新左派和後現代思想，文藝批評的文章比重越來越大，其所包含的術語等也越來越難以令人理解，離社會現實問題也越來越遠，或許恰恰是這些因素，使得《讀書》失去了一部分讀者，訂量有所減少。隨著中國學術專業化的繼續發展，讀書人越來越重視知識，而把思想看作只是知識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再是知識之王。研究者也越來越重視實際問題的深入研究，並且其方法、價值、理論以及所關心的問題越來越專業化或者具體化，那麼《讀書》作為非專業雜誌，其訂量肯定會高於專業雜誌，但逐漸失去一部分讀者，則也是正常的。

　　在80年代的中國，人們可能會非常輕易地說出什麼書是好書，什麼人是學術界或者思想界的名人。在90年代的中國，人們雖然還可以說出一些，但已經有一定的難度了。在21世紀裏，人們可能只知道自己所讀過的書的作者，而不再有大家都知道的學術明星，明星將只局限於某個方法、某個學科、或者某個問題領域裏。而如果要問，現在有什麼好書，有什麼一等一的名人，人們反而會覺得這樣提問是如何奇怪了。這就是今天的美國。根據筆者在美國生活的經驗，如果說某個人在美國學術思想界是大腕，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國的學術太發達了，思想也太多元化了，以致於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坐在教室裏聽學生的發言，也未必稀奇。在一個普通的Party裏，忽然發現與你交談的人是一個科學院的院士或者久仰而未曾謀面的大學者，但他看上去一點也不特別，這也是正常的。中國許多學者和學生都有這樣的經歷，在國內，某個學者，比如亨廷頓，幾乎所有讀書人都知道，但是一到了美國，幾乎沒有人知道有這麼一個人，除非在比較政治學研究領域裏。筆者最近參加一個研討班，每一個參與者都有一次發言的機會，大家都在探討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領域，以及實地研究的地點。有些學者說，他的研究地點在中美洲，其他地方的事情不知道；有些學者說，他的研究地點在非洲，其他地區的事情也不知道。有人問我，我在中國研究地點是什麼地方？這個問題實在難以回答，因為我雖然有不少實地研究的經驗，但與他們相比，實在只是走馬觀花而已。這就是今天的美國，自然而會是未來的中國。在90年代末的中國，人們還可以編一本《政治中國》的書，還可以編一本《思想中國》、《學術中國》、《道德中國》，在將來，人們會認為這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因為中國實在太大，一本書，幾篇論文，何以能夠概括一個中國呢？

　　這就是中國思想學術發展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而《讀書》就是在這一過程中發展起來，步入現在，並繼續向前走的。在這一進程中，《讀書》能夠創造自己的特色，並保持自己的特色，是不容易的。它沒有把自己變成什麼陣地，也不是什麼思想的專欄，它與學術無關，但也做一些介紹學術思想的事情，它的讀者對象主要是關心新思想的讀者。它在過去艱難的歲月裏走出來，闖下自己的牌子；在將來，它也將面臨殘酷的競爭，繼續闖出自己的路子，謀求自己的生存和發展。而沒有變化的，就是為讀書人辦雜誌，即使由於讀者群的分化而失去讀者，但為讀書人的宗旨是不會變化的。在這一進程中，人們對其進行讚揚，也進行善意的批評，這都是有利於讀書的發展的。但是，如果對其進行攻擊和中傷，或者用新詞來說，進行“酷評”，就未免有些苛刻了。《讀書》過去是上品，現在卻變成了下品，這樣苛待《讀書》的態度似乎沒有擺脫傳統文化中苛待讀書兩極分化態度的陰影。而歷史已經表明，這種非此即彼的不寬容態度，是不利於學術和思想發展和繁榮的。

　　在過去，人們認為讀書是只對自己有好處的事情。但是在現在，人們已經認識到，讀書是具有積極外部效應的消費和生產行為。從知識發展的角度來說，任何開發和傳播知識的努力，都是需要代價的，至於其產出，只要不強加於人（寬容），哪怕是完全錯誤的知識，也有利於人類知識的進步，從而有利於人類文明的發展。作為讀書人來說，任何有關讀書的行為，在一定意義上都是公益性的物品，而其代價在相當程度上需要讀書人自己來承擔；作為《讀書》雜誌的人來說，他們肯定在進行不懈的努力，在新的時代，新的挑戰面前，努力走自己的路子，而不會有意自毀牆角。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有更加寬容的態度，來寬容讀書人，來寬容為讀書人辦雜誌的《讀書》人。即使批評和鞭策，出於善意，也要少一些損人不利己的酷評，作為友好的建議，而不是刻意毀其榮譽，似乎唯恐其不滅亡。因為《讀書》並沒有害人，少了《讀書》，畢竟不是一件好事。

　　因此，我的看法是，我們沒有必要把讀書捧得那麼高，也沒有必要把讀書貶得那麼徹底，對於讀書人還是為讀書人而辦的《讀書》，也應該如此。我們需要善待讀書，善待讀書人，也善待《讀書》，不管讀書、讀書人或者《讀書》在某些人看來，多麼讓人看不慣，不順眼，但只要他們在努力提供公益物品，並且不害人，就需要善待，需要寬容，有時還甚至需要鼓勵。只有這樣，中國才會有更多的人讀書，更多的讀書人，也有更多的像《讀書》那樣的雜誌，中國學術和思想的發展才有一個比較寬鬆、平和、積極發展的環境，才能面臨日益激烈的經濟因素的競爭，才能得到多樣化的發展，才能真正實現知識的繁榮和發展。可以這樣說，當中國有更多的像《讀書》那樣的雜誌的時候，有更多的專業化有自己標準的刊物的時候，中國的學術和思想才真正繁榮了。而這一切，都需要人們善待讀書、善待讀書人，也善待《讀書》。（2000年6月18日於美國印第安那州布隆明頓市，感謝李梅閱讀原稿，修改文字，使文章變得更為可讀）


附相關資料：

友誼為何如此脆弱？


　　謝泳


　　"《讀書》風波"出來以後，學界朋友都感到悲哀。大家共同的感覺是，對學界來說，這是一件沒有多少意義的事。在一個正常的學術環境裏，像這樣的事，完全沒有必要以這樣的方式來解決，雖然這不是一個學術問題，但如果能以學術的風度來正視它，也不至於像現在這樣，這是一件親痛仇快的事。

　　我們現在要反省的，不是"風波"中的誰是誰非，而是學界在這麼多年當中，在學術論爭的氣質、風度方面，為什麼沒有一點長進？朋友們多年建立起來的友誼為什麼如此脆弱？為什麼一篇文章，幾句話，就可以把學界多年的友誼毀於一旦？
　　戴晴的文章出來，甘陽反映那麼快，在我個人看來，實在沒有必要。亦遠的文章出來以後，甘陽更沒有必要寫出那麼一篇檄文，讓學術界一時大跌眼鏡。戴晴批評《讀書》，是她的權利，對錯可以再論，當年北京的思想文化圈子裏，戴晴和甘陽都是有名的人物，他們之間的友誼如何，我不知道，但總是熟人吧！雖然政見不同，但十年前總還是在為一個共同的目標呐喊，轉眼之間就要兵戎相見，真讓人有相煎何急之感。

　　沈公離開《讀書》，已經多年，他和甘陽在八十年代時相過從，如今雖然天隔一方，但總還有些舊情吧？何苦那樣寫文章，讓多年友情，一夜之間，付之東流呢。

　　《讀書》近年的變化，朋友們是看在眼裏的，這也沒有什麼奇怪。雜誌因主編的態度而發生變化，這是常見的事。沈公有他自己的風格，汪暉更有自己的想法。《讀書》要變化，也是它的權利。現在因為幾篇文章，大家就如此意氣用事，太沒有必要了。我看這次"《讀書》風波"中，彼此猜忌過多，沒有了信任，這是最不好的。特別是到了大家要在人格上互相攻擊，就更讓人覺得學界無風度了。甘陽說亦遠的文章是沈公所寫，不知根據何在？沈公出來解釋，只說自己不是亦遠，但亦遠何人？看過文章的人至少可以感到沈公和他是個熟人，可沈公就是不說出名字，為什麼不能坦誠相見，把話說在明處呢？亦遠也是，論戰文章，為什麼不署真名實姓呢？這是起碼的規則嘛，這不是讓沈公跳進黃浦江也洗不清了嗎？胡適當年說過，政見可以不同，但我們不能輕易懷疑人家的人格。可歎"《讀書》風波"中，懷疑彼此的人格，成了家常便飯。看來重建學界的氣質和風度，還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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