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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近代史上，曾國藩可謂封建統治者最佳的典範。生前榮為“中興名臣”之首的美譽，身後崇拜者更不計其數，且崇拜者三教九流、包羅萬象。然而今天重讀曾國藩，不由得為曾氏的作為而感慨。

　　若以中古“立德、立功、立言”的標準衡量曾氏，可以感覺曾氏真稱得上晚清大儒。但曾氏絞殺太平軍的殘酷，早早為他表面的“德與言”溫存而抹殺。儒家提倡的“寬恕、仁義”在這位大儒眼裏，如何與國家的空古相論。故湘軍對太平軍殺戮的殘酷，絕不遜色於抗日戰爭中慘烈。但若讀曾氏的文章，滿嘴仁義道德、聖人大義，那有點血腥味。這與儒家的“知行合一”等理念大大相違背，曾氏一生表現儒者追求氣象與末世環境不協調，構成了他一生的矛盾。一方面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聖人之言與屠殺民眾的慘烈，使其假“老莊韓非”之論，消除內心的惶恐、無奈及貪欲。

　　他沒有東洋——福擇吉那樣宏闊，提出脫亞入歐，積極的參與明治維新的政治變革。對於儒家本身不合理之處，不僅沒有從世界發展的眼光，進行反思與批判。相反他以聖人之身維護日益落寞的儒家之道。雖嘔心立血、但依然難以引導這個古老戰船的航行。因此，開創了江南造船廠的近代工業，卻沒有走上近代製造業的發展之途。

　　曾氏一生運用先秦諸子百家的理論可謂神來之筆。然而世風已變，眼光不放眼急劇變化的西方國家。依然固守于傳統的佈道之列，如何培養出近代民主、自由之民風。因而雖有補天之志，卻無補天之道。蓋曾氏本身的局限所致，因此若說紀念曾氏倒不如懷念自維新變法、辛亥革命、國共合作的諸多先烈，那種拋頭顱、撒熱血、奉信仰的殉道精神，在中國歷史上真的很少見，自1840年到1949年百年變遷中，那種不敢落後、誓死保族的民氣是中國五千年中最讓人心動的一幕。

　　然而歷史很快就掀起了新的一頁，人們懷念的倒不是這些無名的英雄們。相反倒倘佯于曾氏的懷抱，其中喜歡曾氏的人們。自詡為文化人、官場人居多，前者驚羨曾氏的“豐功偉績”，其實質依然沒有擺脫中國古代人有等級之別的精英之論，後者沉溺于曾氏的觀人之相、官場遊說、升級之道，寄希望通過玩心術、談詐謀、處關係贏得為官之道的亨通。但卻沒有汲取曾氏的內省自我的修心之法，只得其毛，焉顧其民？

　　重讀曾國藩使我有所警惕曾氏的若干思想流弊死灰復燃的氣象，也願意為曾氏的火熱潑點冷水。

　　注解:此文有感于近年曾國藩熱而寫,與朋友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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