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視地圖集錦/我國古代地圖學家裴秀的原始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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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秀是我國古代一位優秀的地圖學家和地理學家，是一位製圖體制的革新者，他以自己的研究所得創造性地提出了“製圖六體”，這在我國地圖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而且在世界地圖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有人把我國的裴秀和歐洲地圖學者托勒密（約西元99年?168年）比作古代地圖史上東西方相輝映的兩顆巨星。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今山西省聞喜縣）人，生於西元223年（魏文帝黃初四年），卒於西元271年（晉武帝秦始七年），享年48歲。他的祖父裴茂曾做過漢朝尚書令，他的父親裴潛做過魏國的尚書令。裴秀年幼時聰明好學，《晉書?裴秀傳》中說他“博學強記，無文不讀”。由於家居宦門，又有才能，所以晉武帝時便官至“司空”，管理國家的戶籍土地田畝賦稅及地圖等事。34歲時隨晉文帝司馬昭到淮南征伐諸葛誕，給晉文帝出謀獻策。諸葛誕平定後裴秀被封為尚書令，又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戶。由於這次出證和平時任“司空”職務，他能更多地接觸地圖資料和考慮地理問題，這為他以後改革地圖的繪製方法奠定了基礎。

　　裴秀在行軍過程中認直考察軍隊所經之地，記錄地域遠近，山川險易、道路曲直等，然後和從前的地圖作對比，檢查是否有錯誤；又考證了禹貢所記載的山川、海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以及晉之十六州及郡國縣邑、疆界鄉陬、水陸徑路等。通過對比論證，裴秀逐步發現當時地圖所存在的缺陷。一方面地圖所載地名與實際地名不相符。《晉書?裴秀傳》載：“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疆牽引，漸以暗味，於是甄摘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例，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可見裴秀在作圖時實事求是地記載地名。另一方面當的地圖十分粗略。他在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序言中說：“……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漢室輿地及括地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證准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粗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裴秀在總結前人製圖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製圖六體”，即繪製地圖應遵循的六項準則，為後人繪製地圖捍供了一個完整的規範。他說：“製圖之體有六焉：一日分率，所以辯廣輪之度也；二日准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日道裏，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日高下，五日方斜，六日迂直，此三者各因地制宜，所以較夷險之異也。有圖像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准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無道裏，則施於山海隔絕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裏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准望之正矣。故以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裏；度數之實，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巨海之隔、絕域殊方之回、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這一段話詳細地說明了製圖六體的內容及其重要性。如果用現在地圖學觀點看，“分率”即比例尺，用以定距離的遠近；“准望”即方位，用來定方向；“道理”即路程遠近，用以確定各地實際的位置。此外還有高下（高取下）、方邪（方取斜）、曲直（迂取直），這三項和地面距離有關，要求繪製地圖地物之間的距離必須按水準直線距離計算。如果能依據這六項準則，結合實際，因地制宜，地圖就能畫得準確。否則，缺乏這些要素畫出的地圖難免會出現距離錯誤，或方向錯誤等。除了經緯度不為當時所知外，現在的製圖方法在原則上均與裴秀所說的一致。這六項製圖原理在1700多年前由裴秀第一次完整全面地總結出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裴秀製圖六體的提出離不開勞動人民的智慧，但他的製圖理論和研究成果大大超過前人，在中國地圖發展史上豎起了一塊不可磨滅的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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