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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問曰：“辯安生乎？”

　　對曰：“生于上之不明也。”

　　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

　　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于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儀的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爲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群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翻譯==

　　有人問道：“辯說是怎麽産生的呢？”

　　韓非回答說：“産生于君主的不明智。”

　　問話的人說：“君主不明智就産生辯說，爲什麽呢？”

　　韓非回答說：“在明君的國家裏，命令是最尊貴的言辭，而法律是處理政事的最高准則。除命令外，沒有第二種尊貴的言辭；除法律外，沒有第二種行事的准則；所以言論和行動不合乎法令的必須禁止。如果言論沒有法令作依據，但可以對付詭詐、適應事變、謀得利益、推斷事理的，君主必須采納這種言論並進而責求它的效果。言論和實效相符，就給重賞；言論和實效不符，就給重罰。因此愚笨的人畏罪而不敢說話，聰明的人沒有什麽可爭論的。這就是沒有辯說存在的原因。亂世就不是這樣了。君主有命令，而平民可以用學術主張加以反對；官府有法律，而平民可以用私人行爲加以違反。君主反而放棄法令而尊崇學者的智慧和行爲，這就是世上有那麽多人從事學術活動的原因。言行要以功用作爲它的目的。磨快獵箭，用來無目的地亂射，箭頭不曾不射中細小的東西，但是不能稱爲善于射箭的人，因爲沒有固定的靶子。設立直徑五寸的箭靶，拉開十步的距離，不是羿和逢蒙不能壹定射中，是因爲有固定的靶子。所以有固定的靶子，羿和逢蒙射中五寸的靶子就算是技藝高的；沒有固定的靶子，胡亂發射而射中微小的東西，仍然算是技藝差的。現在聽取言論，觀察行爲，不把功用作爲它的目的，言論雖然很明察、行爲雖然很剛直，不過是些胡發亂射的言論。因此在亂世裏，聽取言論時把隱微難辨作爲明察，把博學多文作爲雄辯；觀察行爲時把遠離社會作爲賢能，把違抗君主作爲剛直。做君主的喜歡這種明察，雄辯的言論，尊重這種賢能、剛直的行爲，所以那些制訂法術的人，雖然確定了行爲的標准，分清了爭辯的是非，但沒有人加以肯定。因此儒生、遊俠多了，耕戰的人就少了；‘堅白’‘無厚’的詭辯風行起來，憲章法令就會遭到破壞而消亡。所以說君主不明察，辯說就産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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