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查詢/文學不能承受如此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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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國思想界、評論界對中國的文學界發出一道討伐檄文:“學者丁東、趙誠、崔衛平、傅國湧等指責中國作家已經日益喪失思考的能力和表達的勇氣,喪失了對現實生活的敏感和對人性的關懷,文學已經逐漸淪為與大多數人生存狀態無關的小圈子遊戲”(見5月12日《南方週刊》)。且不說中國的“思想家”們是否通過嚴格的數理統計,得出如此價值判斷結論的科學性,單以他們“思想家”的職責??批判現實的“道德義憤”強加于文學家,使文學承載過多負重就值得我輩懷疑。我倒覺得這些學者、專家們討論有如下“不足”,下面一一細述。   

  第一:“道德義憤”替代“科學論證”   

  談及中國當代文學現狀,青年學者傅國湧說:“我對當代文學整體評價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試問傅先生本人,是否真正通過實地調研、採樣分析中國當代文學各個流派典型作品後作的判斷,還是憑主觀、寬泛化、道聼塗説作此論斷。   


  看完整篇的討論報導,絲毫未見一位學者拿出自己的調查研究資料,有的只是“大量文學作品,已墮入了用盡心機出風頭的陷阱”、“眾多的作家,或者是為了商業利益,或者是為了政治利益而投機”、“很少有作家能夠直面中國社會的突出矛盾”…….,只是空泛式的文學現象羅列和價值論斷。試問這些“思想界”的學者們:“大量”、“眾多”、“很少有”真正數量到底是多少,難道“大量”、“眾多”、“很少有”是出自學者之口的嚴謹科學論證嗎?他們真對中國當代文學作了若干分類、閱讀、研究而得出的上述結論麼?   


  使我想起王小波在《思維的樂趣》一文提醒中國社科類知識份子:“對於一位知識份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為重要”。我想他說的“知識份子“成為“思維的精英”應該包含2個層次:其一是知識份子不能以“道德義憤”作為衡量其價值成果的唯一標準,其二知識份子做價值論斷時,必須通過充足的、實證的科學資料來檢驗自己的價值判斷。否則,這樣的價值判斷無非是個人情緒的宣洩與道德義憤的傾灑。   


  我想五四學者們的治學態度與風範,就值得傅先生他們好好的檢討,真正理解作為學人做價值論斷時科學性的重要。例如: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一書,就以實地考察、嚴密的表格、相關的資料歸納,科學的結論贏得國際社會學界的好評,馬寅初先生的《人口論》何嘗不是如此,他們的那些結論那個不是在調查研究、資料歸納的基礎上得出,豈是個人籠統的、寬泛的詞語,就定性“中國當代文學整體評價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論斷呢?   


  第二:“低俗作品”源於“思想貧乏”   


  許多專家學者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思想性時的基本評價是“缺乏思想”。袁偉時教授認為中國文學界裏有三大缺少,:“一個是現代政治學的常識、基本理念他們都不知道;一個是缺少現代法學的常識;一個是缺少中外歷史的基本知識”。   


  就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缺乏思想”而言,這裏的“缺乏思想”應當明細化、精確化分析,而不是用“生存境域”、“人生意義”、“終極價值”等抽象名詞代替,難道《活者》一書不是展現中國幾代人的生存境域嗎,那裏洋溢著中國普通人對苦難的認識,對於苦難,他們不企求西方基督的祈福,不寄託印度佛學來世的因果報應,默默的忍受苦難、與命運抗爭,這不正是這片土地上人們的精神風貌的展現麼?那裏沒有抽象的道德高調與宏大的敍事風格,僅僅通過一個家庭幾代人的苦難,透視了中國普通民眾面對命運的抗爭態度。   


  同樣王小波的《黃金時代》等小說,也是以誇張、諷喻的手法,展現非常時代下中國人的生活非常態。從那嬉皮士的口味中,不難體會到一顆熱愛生活、熱愛人生的幽默與風趣。那樣的寫作手法,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中隨處可見,使閱者開懷後,卻發現小說中的荒誕情景時常浮現在我們生活的周圍。   


  至於袁教授所說文學界缺少的東西,不是文學創作的根本制約因素,按袁教授的標準,我想成為小說家倒應該是學者、通儒、哲人王。若舉例子我想胡適和魯迅先生的經歷較能說明事實。胡適先生深通西方民主理念、現代法學知識也不少、中外歷史知識更有精要的建議,但事實卻是魯迅先生以文學家馳名文壇,胡適先生以學者的理性而受讚譽。   


  因此學者們談中國當代文學作品 “缺乏思想”性論斷,本身就有欲設前提之嫌,對於“思想性”的界定也是相當模糊與狹隘,文學作品體現的思想性,應該基於創作者本人對人生、社會、自然的內心體驗,它追求的是個性的張揚,在個性的基礎上關照所處時代風貌,而不是在共性的基礎上追求所謂的求同思想。   


  第三:“文學環境”不必“置換時空”   


  相比上世紀五四、80年代作家,中國當代作家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發生了很大轉換現象,著名評論家謝有順先生說:“作家必須提高自身的思考能力,必須獲得洞察世界的深邃眼光,否則,怎能改變文學界這種垂死的局面?”。   


  我覺得謝先生是用五四、80年代作家的社會角色,要求當代作家的提法值得商榷。一則是謝先生誤將五四、80年代時期的思想啟蒙的重任傳統賦予作家,其實上世紀五四、80的作家使命也是特定時期而產生,而用這個標準要求當今作家創作的本身就不是很科學。二則是謝先生所提魯迅先生等人文學創作主張,也是五四時期文學創作的一個分支,本身就是對五四文學創作的狹義理解,又怎能兼顧他流。五四文學創作主張浩蕩如江,有主流、支流、潛流、分流之分,魯迅先生提倡文學主張也是一家之言,何獨推及到極端,而漠視其他文學流派的主張呢。三則是思想的傳播,不單以文學為唯一載體,如新聞傳媒、音樂繪畫、雜文時評等等。尤其是新聞傳媒、雜文時評,恰恰是思想啟蒙傳播最有力的工具,謝先生不責備學者時評八股的傾向、新聞媒體的沉默無語,反倒讓小說承擔如此思想啟蒙傳播重任,未免本末倒置了。   


  面對新世紀的文學創作新格局,中國的思想界、文學評論界對於新生代的文學創作的極端漠視與敵意(主要是指80代而言),本身就是學者們自我心胸狹窄、治學視野不宏闊、思想不包容的體現。因此面對今日中國當代文學的現狀,不是簡單回歸五四、80年代的狹義文學創作主張就能找到出路,倒應該以“博大的胸懷、包容的心態”鼓勵新生代進行新的文學創作方法的探索,無疑是為中國當代文學未來的繁榮培養積蓄力量。   


  所以,謝先生等人的主張我覺得對於思想界、新聞輿論界而言,似乎比文學界更具借鑒意義。   


  第四:“文以載道”應為“多元共存”   


  在中國的傳統文學中,“文以載道、詩以言志”是一個悠久的文學創作傳統,此次討論學者也有類似的主張,但他們眼裏傳承的“道”則是:“這個大時代的衝突,苦難與悲劇、歡欣與追求、夢想與掙扎…….或者是:“從作品體察到歷史的使命感,社會進步的責任感,這才是高貴的文學品質”。   


  其實學者們談的“道”與文學界提倡的“道”有很大出入,學者們的“道”是將文學作為思想的承載物而言,因此這種承載物“道”的理解,相對狹窄的界定勢必引起如下功效:它的積極意義突出了文學的社會功效和教化作用,卻忽視了文學創作者的個體創造力。   


  其實進行文學創作時,很少通過欲設“主題”思想而進行文學創作。這樣不僅束縛創作者的個性發揮,也使文學作品呈現單一的模式化,也使得原本豐富多彩多生活變得單調而乏味。其實一部文學作品所蘊藏的思想,遠非作者本人全能撲捉,小說家只負責以人物、環境、故事情節等表現個體對社會、自然、歷史的內心體驗。   


  英國哲學家羅素說:“參差多態乃幸福之源”,我想對文學創作“道”的理解也該是“多元並存、共同繁榮”。“時代的大衝突、悲歡交集”固然是宏大敍事的風格,但“愛智慧、尚趣味”則是人類的天性,對於前一種文學作品,我們的國度不乏有感動人心的作品,而對於趣味、智慧、展現人性的多面的作品卻少的可憐,因此對“文以載道”多元的理解、包容和鼓勵,無疑是豐富中國當代文學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第五:“學者職責”轉嫁“文學創作”   

   談及中國主流文學界關注現實時,學者丁東說:“中國主流文學界對當下公共領域的事務缺少關懷,很少有作家能夠直面中國社會的突出矛盾”。其實丁先生要求主流文學界的條件恰是中國學界的真實寫照。   

  環顧當今中國學界的學者、專家,傳統知識份子精神風骨的失落和強大商業型行為的滲透,客觀更需要獨立、自主的道德學術情操。相反卻鮮有幾人能夠堅持基本的知識份子底線,他們多為專家、學者,或寄予既得利益集團、或以民意代表自稱、或假西方“民主、自由”為幌子、或貌為“復興傳統、振興文化”之名,行使著他們的話語霸權。在他們那裏,缺少了胡適先生的“甯鳴而死,不默而生”的為公眾爭取話語權那份正義,他們提倡寬容,寬容只對既得利益集團損失,而漠視大眾之利的集體失語。或是激憤謾駡,但沒有魯迅先生那份對人性深沉的愛意,敢有撫哭吊客那份大愛,僅是對更弱勢者的阿Q的自慰精神,或借“復興國學、”行個人私利的商業幌子罷了。   

  記得法國著名哲學家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現在我們許多公共評論知識份子卻是“我喊始有我”。那種“語不驚人死不休”、尚清談、務求虛,更是將他們帶進了一個喧囂的“瘋人院”。在那裏,你可以看到嚴密的數學推理下關係民生的:“房價”不夠高的白皮書、或為睜著眼睛書大話的“窮人上不起學因學費太低”的高論,或為普及“國學”而推出的短信美好名詞,真如同一個大觀圓,淨、醜、旦、花全上來了,儼然一個個一臂高呼的英雄,多面手的演員在那給人描繪未來的黃金藍圖的表演,那管它人間冷暖,何需顧民生急用?   

  所以學者、專家們指責文學界時,他們最好用一面鏡子關照自己,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此才能形成一個良好的學術互動,那樣無論是學界、還是文學界都會迎來一個嶄新的明天。   

   反觀思想界炮轟文學界這一現象,雖然他們指出當今中國當代文學的若干問題所在,但作為學界思想家們的那份“道德義憤”情緒宣洩、學術論斷的不足與粗疏、無限賦予文學太多功能的做法值得好好反思,而這恰恰是此次交鋒會最值得反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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