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最/世界之最/世界最大的就業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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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世界最大的就業戰爭

【內容】:作為著名國情研究專家,胡鞍鋼教授在2002年6月受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委託,曾做過一份“中國就業與就業政策研究”報告,提出過一些影響政府決策的建言。這份最新國情報告中,胡教授指出:在中國勞動力供給遠大於需求的情況下,勞動力市場愈來愈靈活,勞動力流動性愈來愈大,就業競爭就會愈來愈激烈,如同世界上的最大就業戰爭;從中長期來看,中國城鎮可能處在一個較高的失業率水準,如7%~8%甚至更高;正規部門下崗職工實際累計在4000萬人以上;中國城鎮正在出現“婦女大裁員時代”,約有1100萬女性職工下崗;大學本科、

     專科和高中文化程度者求職就業比例只有71~73%;35~44歲者求職找不到工作的比例為37%;估計2002年城鎮實際失業人員約1900萬人左右;然而今年實際能夠創造的就業崗位可能在400~500萬之間。  世界最大的就業戰爭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且在不斷增長。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歷屆政府始終需要優先重點解決3個基本發展問題:第一是吃飯問題,為占世界21%的人口提供糧食與食品需求,保證糧食與食品安全;第二是就業問題,為占世界26%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包括正規和非正規就業,固定與臨時就業,全時與部分時間就業等多種靈活就業機會;第三是養老問題,為占世界1/5以上的老齡人口提供基本社會保障,保證他們能夠安度晚年充分享有經濟發展成果。  經過20多年的努力,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生產國和消費國,各類主要農產品增長超過總人口增長,人均穀物、蔬菜和水產品生產量和消費量都超過了世界人均水準(美國農業部,2002)。進入90年代下半期農產品供給大大超過農產品需求,可以說中國已經基本解決了在較低收入條件下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儘管農業還存在一些大問題,如農業結構調整速度過快和農產品市場開放速度過快,會引起國內糧食生產大滑坡,農民農業收入下降,但這已經不是當前和今後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因為農民收入也很難靠農業生產來提高。現在中國最突出的經濟發展矛盾是就業問題,同時也是最不穩定的社會矛盾。那麼如何判斷我國的就業形勢?就業壓力是什麼含義?我的基本判斷是:中國就業形勢十分嚴峻,就業競爭越演越烈,堪稱為“世界最大的就業戰爭”,解決這一問題也是世界最大的發展難題。  一、我國實際勞動力供給量愈來愈大,形成迅速增大的就業壓力  第一、新增勞動年齡人口進入高峰期,達到1000萬人。根據國家計委提供的資料,2001年新增勞動年齡人口1100萬人,2002年達到1400萬人;按勞動參與率70%計算,2001年新增勞動力800萬人,2002年近1000萬人。1998~2000年期間我國淨增勞動力就業人數(指新生就業勞動力減去退出勞動力)1193萬人,平均每年只有400萬人。估計今後幾年新增勞動力實現就業的比率在40~50%之間。  第二、我國城鎮新增勞動力超過540萬人,實現就業比率十分低下。其中大專以上畢業生約130萬人,高中畢業就業人員200萬人,農轉非就業人員180萬人,而城鎮主要實際吸納新增就業人員在300萬人左右,占新增勞動力供給量的56%,其餘人員轉入登記失業人數之中。1998~2000年期間我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約596萬人,平均每年只有200萬人,實現就業比率只有40%多。  第三、城鎮登記失業、下崗失業和其他失業人員越來越多,已達1900萬人。根據有關部門資料,2001年全國城鎮登記失業人員(680萬人)和國有企業下崗職工(500多萬人)為1200萬人,2002年約1400萬人左右;如果按照國際勞工組織的失業定義,若加上國有事業單位、城鎮集體企業與事業單位、大專以上和高職畢業生以及農民工失業者,我們估計2001年城鎮實際失業人員約1900萬人左右,2002年也在1900萬人左右。近年來下崗職工再就業率持續下降,由1998年的50%將至為2001年第三季度的19%。按再就業率30%計算,這些失業人員可能就業的只有540~570萬人。  第四、來自大批量的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每年新增人數在800~1000萬人。據農業部調查統計,2001年全國農村外出打工人員為7800萬人,比上年增長15%。我們估計這是農民外出打工的下限,其上限有可能在1億人以上。如果按10%的增長率計算,每年進城(包括本縣、本省和外省)需要打工的農村勞動力供給量也在800~1000萬人之間。  第五、大學生就業與失業開始出現新的問題。根據教育部提供的資料,2001年全國大學本科畢業生初次就業率為70%,待業率為30%,約34萬人待業;2002年預計37萬人待業;2003年為52萬人;2004年為69萬人;2005年為79萬人。2001年大專、高職畢業生初次就業率為40%,待業率為60%,2002年約80萬人待業。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每年就業壓力主要來自城鎮新增勞動年齡人口、200~300萬登記失業人員、幾百萬進城農民工,就業供給量在1000萬人左右。但是到了90年代下半期,三方面的就業壓力都增大了,原有就業矛盾一個都沒有解決,又出現了新的就業矛盾。若剔除重複計算的部分,以上5大新增就業供給量約在2000萬人以上,比5年前擴大了一倍以上,今後還會愈來愈多,就業壓力愈來愈大。政府提出的新增就業目標是800萬,而實際能夠創造的就業能力可能在400~500萬之間。在城鎮勞動力的供給遠遠大於勞動力的需求是我國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基本格局。  二、我國創造就業的能力和實際就業需求量明顯下降,加劇了就業供求矛盾  第一、就業增長率和就業增長彈性明顯下降。80年代(1980-1989年期間)我國GDP年均增長率為9.3%,就業增長率為3.0%,就業增長彈性係數為0.322。在“八五”期間(1991-1995年),GDP年平均增長率12.0%,就業增長率降至為1.2%,就業增長彈性係數0.1。“九五”(1996-2000年)期間GDP年平均增  長8.3%,就業增長率降至為0.9%,就業增長彈性係數0.1。這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越來越像低就業增長或是無就業增長模式。  第二、平均每年新增就業人數規模下降了44%。80年代平均每年淨增就業人數為1297萬人,“八五”期間降至為808萬人,“九五”期間又降為575萬人,僅相當於80年代平均每年創造新增就業崗位的44%。  第三、正規部門就業人數大幅度下降。1978~1995年我國正規部門(指國有單位和城鎮集體單位)職工人數呈上升趨勢,累計淨增就業人數4560萬人,而後開始呈大幅度下降。2000年全國國有單位在崗職工數比1995年減少了3159萬人,下降了28.1%,城鎮集體單位減少了1648萬人,下降了52.4%。兩者合計減少4807萬人,下降了1/3,這相當於減少了一個韓國的總人口。若扣除正常的退休職工人數782萬人(其中企業為612萬人),下崗職工實際累計也在4000萬人以上。  第四、各產業新增就業能力不同程度的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例如“八五”期間第一產業每年減少就業人員592萬人,而“九五”期間平均每年增加202萬人。由於農業附加值增長率由4.2%下降為3.5%,農業勞動生產率進一步下降,這也是農民農業收入增長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八五”期間第二產業每年新增就業人員395萬人,而“九五”期間出現負增長,其中製造業在這一時期減少1720萬人。製造業和採掘業從1995年就業人數開始下降。“八五”期間第三產業每年新增就業人員1005萬人,而“九五”期間降至為416萬人,創造新增就業崗位的能力減少了60%(見表2)。這表明“九五”期間第一產業不應當繼續增加就業,第二產業不創造新增就業,第三產業創造新增就業能力大幅度下降,這使我國創造就業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全國16個行業中,僅5大行業(製造業、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建築業、採掘和農業)減少職工3857萬人,占全部減少的106%。  第五、城鄉各單位創造就業的能力明顯下降。“九五”期間平均每年城鄉就業人數增長規模都比“八五”期間有所下降。例如:作為農村非農產業主要就業機器的鄉鎮企業就業人數從1996年開始下降,到2000年減少688萬人。城鎮與鄉村個體經濟就業人數從1999年開始下降,到2000年分別減少了278萬人和893萬人,合計減少了1171萬人。  三、局部地區就業與失業問題十分突出,甚至許多地區出現就業負增長第一、“九五”期間各地區就業吸納能力明顯下降。在31個地區中有14個地區是負增長,其中從業人員減少幅度最大的是遼寧省為218萬人,其次是江蘇189萬人,湖北184萬人,吉林179萬人,江西129萬人,上海91萬人,天津78萬人,重慶54萬人,北京39萬人。  第二、1996~2000年各地區職工人數下降幅度最大是遼寧為411萬人,減少幅度為41.2%,職工人數減少超過200萬,有4個地區;黑龍江為283萬人,四川(包括重慶)為263.4萬,江蘇232.5萬,湖北209萬,減少人數100~200萬有14省區;總計有16個省區域減少人數超過100萬,其規模之大在各地區歷史上也是空前的。  第三、各地區國有職工下降人數幅度最大的仍是遼寧(259.43),其次黑龍江92.28萬,四川(包括重慶)(215.4萬),裁減100~200萬人有12個省區。第四、各地區集體單位減少職工人數超過50%的有14個省區,建國以來規模最大。  這次結構調整幾乎涉及所有地區,其中東北三省中部地區更為突出。根據中央政研室等單位調查,遼寧離崗、失業和待業人員達312萬人。截至到2000年底,全省離崗、登記失業人員和當年待業人員(新增勞動力)總數為311.9萬人,其中離崗職工人數為244.9萬人(不包括離退休職工)、登記失業人員為41.2萬人(實際失業人數還要翻一番以上)、當年的待業人員為24萬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再就業率低。2000年,遼寧只有39.9萬名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實現了再就業,再就業率只有38%。  四、中國城鎮正在出現“婦女大裁員時代”  從1995年以來,隨著大規模的產業結構調整和所有制結構調整,城鎮女性就業人員比男性受到更為普遍的影響和衝擊,成為新的社會邊緣化人群的主體。1995-2000年期間城鎮單位女性從業人員由5889.0萬人下降至4411.3萬人,淨減少了1477.7萬人,即下降了25.1個百分點(1/4),即過去5年期間每4名在崗女性職工,平均有一名下崗或分流。相當於全國單位職工減少人數(3649萬人)的40.5%。  大部分行業屬於“婦女裁員”型。在16個行業中有9個行業是屬於“減人”型,減少幅度在5~44%之間;其他行業屬於“增人型”,除教育行業外,其他行業吸納新增女性就業人員的絕對數相當小,總體上看呈減人型,或者說大幅度工作崗位“摧毀型”。  婦女大裁員主要出現在4大傳統產業,共計減少1600萬人。過去5年期間製造業減少了女性職工1056.8萬人,採掘業減少了86.1萬人,建築業減少了63.1萬人,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減少了397.1萬人。  婦女大裁員既具有家庭矛盾的內部影響又具有較強的社會負外部性。若扣除正常女性離退休人員,估計約有1100萬女性職工下崗,這等於波及和涉及城鎮1000多萬戶家庭;若按每個家庭3.2個人口計算,波及和涉及城鎮人口3200多萬人。婦女下崗失業不僅直接影響本人的收入,而且還給本人及其家庭帶來極大的不安全感和心理壓力。特別是那些因企業虧損和企業破產而下崗的女性職工屬於“非自願性失業”,她們有勞動能力,又有勞動意願。這種強迫性失業對她們來說是不公平的。  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提供的資料,1999年女性下崗職工占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總數的44.6%。儘管婦女在正規部門就業比例低於男性比例,不僅進入正規部門就業的機會愈來愈小,而且出現“摧毀”崗位遠大于“創造”崗位,只有在那些傳統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知識密集型行業才能有就業的可能,她們不是接受“低工資、低報酬”,就是“高學歷、高競爭力”。婦女是中國就業壓力和競爭壓力最大的人群。  五、農村勞動力就業不足日益突出,直接影響農民收入  在中國農村雖然並不存在公開的失業,但卻存在大量的就業不足(underemployment)現象,即:這類失業者是指那些實際工作的時間少於他們能夠並願意工作時間的勞動者。例如,一個勞動者一天能夠並願意工作8小時,但由於工作機會的缺乏,實際上只工作6小時。我們把他稱為農業剩餘勞動力。根據我們按勞動——耕地比例法估計,我國農業剩餘勞動力曾在1991年達到1.66億,而後有所下降,1995年以後由於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速度下降,因而農業剩餘勞動力變化不大。我們估計,2000年約有1.42億農業剩餘勞動力占我國農業勞動力總數的42.45%,這相當於我國農業勞動力中有效勞動時間不足3/5,剩餘勞動時間2/5以上。我們估計由於大量的農業剩餘勞動力造成最重要的經濟資源的閒置,從總產出的角度看相當於造成20%~30%GDP損失;從消費的角度來看,相當於造成了2%~10%的GDP的居民消費額損失。  儘管我國潛在生產能力(GDP長期增長率)在9.5%,但是實際GDP增長率僅在7%~8%之間,內需不足,尤其是農村居民消費需求不足。這是因為農民的實際收入水準低下,勞動生產率十分低下,剩餘勞動時間比率高。目前我國農業勞動力占全國就業總數的50%,但是農業附加值占全國GDP只有16%。在這種情況下提高農民勞動生產力和農業收入幾乎是不可能的。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家庭抽樣調查,1997年農民人均出售農產品現金收入1092元,到2000年減少為601元,而工資性收入由512元提高至700元,這表明農民的勞務收入已經超過了農民的農業現金收入。只有轉移農民、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因此今後5~10年農民向城市轉移是一個基本發展趨勢。  以上表明,我國就業供給需求矛盾十分突出,不僅總量失衡,而且結構失衡;不僅全國就業矛盾比較尖銳,而且局部地區相當嚴重;不僅城鄉人群之間存在就業競爭,而且新老勞動力、熟練與非熟練勞動力、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齡人口之間也存在就業競爭。根據全國勞動力市場調查,2001年大學本科、專科和高中文化程度者求職就業比例只有71~73%;35~44歲者求職找不到工作的比例為37%,45歲以上者求職找不到工作的比例為46%。隨著政府和公共機構進一步消減人員,人事制度改革,公開招聘、競爭上崗,還會有更多的公務員和公職人員下崗或分流。  六、中國正在經歷最大規模的結構調整  朱總理在《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國正處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我國經濟已經到了不調整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為此在“十五”期間堅持把結構調整作為主線。必須在發展中調整結構,在結構調整中保持較快發展。但是結構調整並不是“免費的午餐”,還需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這需要重新認識結構調整的含義與政策含義。  結構調整實質是創造性摧毀。創造就業並不簡單地等於就業增長,這與就業的結構類型與結構調整的階段有關。所謂創造就業的含義是指淨就業創造(NetJob“Creation”),它等於總就業創造(GrossJob“Creation”)減去總就業破壞(GrossJob“Destruction”)。總就業創造常常產生於新經濟部門、採用新技術領域、新企業、新生產方式、新城市等,這是擴大就業的新來源;總就業破壞常常發生於舊經濟部門、採用老技術領域、老企業、舊生產方式、老城市等,這是摧毀就業的主要來源。淨就業創造就是這兩種力量的競賽。通常在經濟結構調整的初期,舊工作崗位增長率低或負增長,但是比例高,而新工作崗位增長率高,但是比例低,因而總就業破壞會超過總就業創造,出現負的淨就業創造,實際失業人數在上升;如果結構調整初期舊崗位比例愈高,總就業破壞的規模就愈大,反之則反;如果結構調整的速度愈慢,後來調整的時間就愈長;如果結構調整的速度愈快,調整的陣痛和代價就愈大,反之則反。在經濟結構調整的中期,總就業破壞與總就業創造大體相當,還沒有出現淨就業創造,實際失業人數達到高峰。總就業創造超過總就業破壞,出現淨就業創造,實際失業人數有所下降。目前中國正處在結構調整的初期,從中長期來看,中國城鎮可能處在一個較高的失業率水準,如7%-8%甚至更高。毫不誇張地說,在中國勞動力供給遠大於需求的情況下,勞動力市場愈來愈靈活,勞動力流動性愈來愈大,就業競爭就會愈來愈激烈,如同世界上的最大就業戰爭。  從全球背景看,失業是全球性發展的最大難題之一,各國之間的經濟競爭實際上是就業競爭。進入90年代,發達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已成為長期性失業挑戰;發展中國家存在大量的公開和隱蔽性失業人口;東南亞國家因受金融危機衝擊失業率大幅度攀升;前蘇聯和東歐經濟轉型國家出現“突發性失業增長”。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具有極其特殊的國情:中國資本資源(指國內投資額)僅占世界總量的不足4%,但勞動力卻占世界總數的26.3%。中國正經歷著兩個巨大的迅速的轉變,即從農村、農業社會向城市、工業社會轉變,從指令性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當前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大幅度上升,企業下崗職工激增,城鎮實際失業人口規模已達到歷史最高峰,鄉村中存在大量隱蔽性農業剩餘勞動力。就業與失業問題已經成為我國21世紀初期經濟發展的最大挑戰。

【序號】:2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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